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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宪:“双创”并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

2017-05-22 13:35:38 解放日报 陈宪

但凡社会经历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通常都会有一件“自下而上”的重要事情,影响甚至决定着变革和转型的成功与否,就像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中国革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那么,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经济转型,又有哪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呢?我以为,它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上而下”就不重要。但很多时候,“自下而上”往往能提供或创造更鲜活的动力。以“双创”为例,它显然能够担当起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纵深推进乃至重塑主流价值的重任。这是一股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进中长期增长动力形成

2010年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行。个中原因,除了以往常见的周期性因素,更主要的是结构性因素:产能过剩,还有背后的一批僵尸企业;房地产库存积压,主要集中在部分二线和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出口的增速大不如前,从而拖累经济增长。

由此,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动力。短期的动力可以来自刺激政策,但不能长久,亦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和面临深刻转型的当下。那么,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答案是来自供给侧。中国目前还存在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这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或者说大致的逻辑。

分析供给侧动力的框架,主要涉及劳动、资本和技术。劳动的现代分析视角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既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也部分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是健康、教育和培训等。资本投入的问题在于优化配置,包括土地、资源和产业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提高利用效率。其中,既有改革的问题,也有技术的问题。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是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动力。由此,企业家才能把劳动、资本带到一起并组织起来;企业家精神则是不断地进行创造性、革命性要素重组即创新。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都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和技术的主要社会功能是,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供给侧动力也包括“三驾马车”,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

目前,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不足。例如,缺乏原创性的核心技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质量不高,企业家精神尚未普遍建立。这些都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素。有什么解决办法?唯有创新。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技术进步源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创业创新,这也是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基本原因。

在这里,创业者、企业家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创业者、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所以,通过持续、有力地推动“双创”,形成创业创新文化,就能为培育创业者和企业家创造条件,进而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新兴产业孕育是创业者试错试出来的

今天说的创业,很大程度上带有创新意义。我们在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以色列的硅溪看到的创业,以及在北京中关村、深圳南山看到的大部分创业,都是内在创新,主要从事新技术研发的创业。

创业的本质是试错,并行着创业者试错和需求试错。二者皆对,才算创业初步成功。而且,结果为对的创业总会有可能孕育新技术,进而产生新产品、新服务甚至新产业。这些创业创新活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新技术能否产生有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业,即为创业者、企业家的需求试错。在现有供需格局中,需求试错显得更加重要。这是因为,现今的供需格局是供给过剩(很多是无效供给),发现新需求即供给创造需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沿着这个简单的逻辑不难预见一些新兴产业发展的端倪,但新兴产业及其体系通常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创业者、企业家试错出来的。

讨论创业与产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涉及政府与创业和产业的关系。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产业政策的问题。事实上,产业政策的外延扩得太大,无助于问题的讨论。我们要先去掉一些现在被认为是产业政策、但实际上不是产业政策的内容。例如,把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发展视为产业政策,是一部分学者的观点。但要知道,基础设施是公用事业,提供普遍服务,构成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平台,而并不仅仅服务于经济。在任何情况下,政府都有责任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就此而言,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

所谓产业政策,一定是指对某一类产业优先发展的支持政策,既有政策目标,也有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产业政策就需要谨慎一些了,尤其在市场能够发挥配置资源作用的领域更为如此。这里有两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而且经常被人们提及。

一是信息对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结构的演化是能够被预见的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时间产生的产业短板,能够靠产业政策修复吗?也不太可能。因为政策都有时滞,不等政策发挥作用,市场的作用可能已补齐短板。这样的例子不少。

二是扭曲市场的问题。推动某一类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都是有“含金量”的,这就必然驱使企业从中获取资源和利益。所有创新的努力可能都不及这个来得快。这就像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一样,扭曲了激励的方向。这对于创业创新的杀伤是巨大的。

考虑到这两个问题以及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水平,我认为,对于“双创”而言,公共服务和实现这些服务的平台可能更加重要。过往的经验是,产业政策的扶持对象往往是特定产业中的国有企业、大企业,而极少惠及“双创”。创业创新需要好的市场环境、生态系统,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并将自己从产业发展的具体琐事中抽离出来,在竞争性产业中更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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