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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如何操控

——优化评价、运行逻辑、调控原则和关系处理

2016-11-29 10:01:47 《现代经济探讨》 张明志

  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经济逐步步入新常态。2015年我国GDP增速达到6.9%,而固定资产投资更是从2014年的15.7%下跌至10.0%。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双双出现显著下滑,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显著弱化。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中央适时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期从供给一方着手解决经济的供给结构不合理问题。与消费端管理不同,“供给侧改革”是从生产和供给的一端着手,推动生产力精准发力,使产品更加契合消费者的内在需求,从而让供给和消费更加匹配,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实际上,“供给侧改革”的相关经济理论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提出了著名的“萨伊定律”,这标志着供给学派的诞生。之后,供给学派和凯恩斯学派产生过几次重要的较量。比如,1929年开端的经济危机,最终是由凯恩斯主义成功化解。而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又让供给学派重新回到公众视野,及至在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执政时期又得以大展拳脚。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渐渐弱化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思路,并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经济的成熟发展,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也渐渐显露。比如,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我国政府在2009年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意在刺激消费,通过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今的“供给侧改革”也是针对当前世界经济形势适时提出的。德国工业4.0、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等推动着世界经济朝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方向进发,互联网+、3D打印、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某种意义上讲,“供给侧改革”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让产业发展更加符合时代背景,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辅之以产业结构优化的合理分析方法。产业结构优化是资源在产业间分配的优化,主要有两个含义。第一,消除过剩产能。一些行业的生产存在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需要对经营不良企业进行重点整改清理,提高土地等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第二,扶持新兴产业。对于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契合市场需求的产业,应予引导、帮助和支持,促进其有序壮大、发展。那么如何来评价产业结构的合理性,是限制发展,还是鼓励发展?这需要具体的产业结构评价方法来处理。本文拟对产业结构的评价方法进行梳理和整合,总结“供给侧改革”的总体逻辑、调控原则,分析“供给侧改革”与五大发展理念的关系,以期为当前我国经济“供给侧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一、产业结构优化评价

  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库兹涅茨法则是产业结构的三大经典理论,分别就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关系、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劳动力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三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总结。比如配第-克拉克定理表述为,“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相对比重上升;当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实践也逐步证明了这一点。2015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9∶40.5∶50.5,第三产业首次突破50%,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发展,三大产业的变动便是经济结构的优化,这便是产业结构优化的一部分。

  周振华(1992)较早提出了产业结构优化的基本解释,将其归纳为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产业结构高度化是指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到较高阶段的转变,即不同阶段需要与不同结构进行匹配。产业结构合理化偏向于资源在产业间的分配与各产业产值贡献度比重的一致性。合理化一般用偏离度来量化分析,而进一步给出产业具体发展的参考建议。何平等(2014)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构建了衡量高度化的评价公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二、三产业具有“超前发展”的倾向。在工业大类行业上,装备制造业发展最为超前。由于理论界关于高度化分析的观点较为一致,且实证研究较多,所以,本文仅从合理化角度来分析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世界银行所创立的考察中国工业生产率的方法引进以来,生产率速度和贡献率的研究角度便逐渐得到推广。何平等(2014)通过利用折旧额来近似反映资本服务量,进而得到各产业的生产率指数。实证分析发现采矿业、金融业和制造业是边际产出效率提高最快的产业,教育、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则较慢。

  原毅军和董琨(2008)系统研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评价方法,后由干春晖等(2011)、吕明元和尤萌萌(2013)相继进行改进。改进方法有两点优势:第一,以各产业的产值比重为权重,解决了对产值比重不等尤其是悬殊的产业的不合理程度考虑的大小不一的问题。第二,采用平方再开方的方法消除了负数导致的正负相抵的情况,即“伪合理性问题”。傅元海等(2014)利用结构偏离度和泰尔指数共同检验了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合理化问题,发现自主创新促进制造业结构合理化,而外资参与度并没有起到作用。

  还有学者从从生产要素的生产率角度来进行评价(李宝瑜、高艳云,2005)。具体来看,先计算出产业综合效益标准化值,然后与产业的实际增加值进行对比,得到产业发展的不合理速度。一般该方法被称为失衡度法,即产业发展不合理即为失去平衡。平衡存在两种区分:过度发展和发展不足。当不合理比重大于0时,为过度发展;反之则是发展不足。而且仅当数值为0时,产业结构处于合理状态。失衡度法的分析逻辑在于,效益高的产业应当有更丰富的生产要素进行投入,从而获得更高回报率,进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符合经济学中的资源优化配置的观点。对于效益差的产业,应该将腾出更多生产要素给效益高的产业,降低资源的浪费程度。

  综合比较劳动分配法和失衡度法可以发现,失衡度法对于评价产业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合理性更加科学,因为其是与合理速度的一种比较,即它是在对合理速度计算之后的一种判断,而且对于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方向明确,力度清楚,可操作性更强(张明志、余东华,2016)。

  二、运行逻辑

  “供给侧改革”出现的经济大背景包括产品需求不断升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杠杆比率持续加大、生产成本快速增加等情形,相对应的是供需出现错配、劳动力优势减退、政府债务高企、企业竞争加剧等难题。“供给侧改革”便是通过改革,在制度、机制、技术三个层面上实现突破,实现经济的平稳换档运行。下面从三个层面详细解释“供给侧改革”的运行逻辑。

  1.制度层面

  根据世界银行的界定,人均收入在3975美元以上,即为中等收入国家。我国目前已经超过这一水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较低层次阶段。而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也较早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即落后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或许会失去发展动力,进入较长时间的经济停滞阶段。我国无论是否会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都必须采取应对措施进行规避,而实际上目前已经有端倪出现。在长期的经济增长之后,目前我国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2015年我国GDP增速为6.9%,创出1990年以来的新低。中央对此经济增速的下降定义为“新常态”。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便是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主要设计的工作。在全面推进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完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改革收入分配体系,规制行业垄断,使经济运行保持活力。

  2.机制层面

  对于涉及到市场化层面的机制,应予以补充、完善、规制。企业的战略推进,是在一系列机制约束下作出的最优选择。如果约束机制不完善、不合理,将直接导致企业之间在进行市场竞争时,出现不合理分配结果,无法展现市场化的最大优势。以价格机制为例,目前我国的电价、油价、水价等主要产品的定价体系是由国家发改委来控制的,这是计划经济体系下主要产品定价机制的一种延续。该定价机制的特点是一定时间固定价格,阶段性进行浮动。然而,市场反应的不灵敏导致了无法真实的反映企业生产的实际成本。“供给侧改革”应该从机制层面作出合理调整,配合市场化步伐的全面推进。

  3.技术层面

  经济的良好运行需要技术水平的及时更新作为重要基础,技术水平的提高则需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然而,我国目前存在国有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民营企业缺乏创新资金的发展困境。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国有企业尤其是大的国有企业存在“太大而不能倒”的局面,破产会引起大量失业。因此,增加创新、提高竞争力的动力较小。而民营企业的创新往往缺乏资金支持,这主要是由于创新大多发生在中小企业身上。大的民营企业同样缺乏创新动力,而中小民营企业则需要通过创新,获得新产品,赢得市场份额。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比亚迪股份公司长期以新能源汽车作为其主打产品。然而,比亚迪利润却并不乐观,2014年出现了同比下降20.82%的负增长。究其原因,是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启动成本太高。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需求量低的主要原因是充电桩太少的问题。而如果充电桩网点实现和加油站同等的水平,成本非常巨大,是单个企业无法承受的。PPP模式的出现,可以为新能源汽车等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较好的解决路径。推而广之,技术层面的解决,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从而为“供给侧改革”提供强大助力系统。

  三、调控原则

  “供给侧改革”实施的直接目标是让供给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求结构,即供需更加匹配。失衡度的评价方法可以针对供给结构提出恢复平衡的方向。在失衡度评价中,依据不合理比重可以为“供给侧改革”的方向定调,即是控制还是支持。如果不合理比重大于0,说明产业发展需要控制;如果不合理比重小于0,说明产业发展需要支持。在控制与支持两类策略中,“供给侧改革”的具体操控需要坚持以下四条原则:

  第一,厘清不合理的根源。根据张明志和余东华(2016)改进失衡度的评判标准,产业失衡的评价应该全面考虑劳动、资本、技术三大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如果其占用量与其利用水平不呈比例,就说明产业发展处于不合理状态。在衡量完产业发展的不合理性之后,应根据行业的具体特点与现状追溯不合理原因,根据该原因制定具体调整方案。举例来看,对于一些传统产业,可能会缺乏技术因素的投入,进一步调整就应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要素的推动力。而劳动力因素的利用效率过低,则是说明由于劳动力优势在下降,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在减退,劳动力存在其他更加适合的行业。

  第二,掌控恢复性的力度。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存在一个最优点,超过或小于该点都将让产业发展处于不合理区间。在对发展不足产业进行刺激发展时,如果刺激过度,导致该产业进入要素过多,将出现产出过剩的局面,即产业由发展不足进入过度发展的局面。相反,如果产业过度发展,在控制过程中过度压制,也将容易引致产业发展萎缩,陷入产业发展不足的局面。因此,应该制定循序渐进的调整或转型策略,分步骤实现产业的发展平衡。

  第三,利用发展中的方向。产业发展不足与过度发展的出现,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市场需求所决定。发展不足的产业往往是先期市场需求不良,而后期市场需求骤升。过度发展的产业往往是先期市场需求旺盛,而后期市场需求骤减。产业的发展节奏会跟随市场的转换节奏,但前者慢于后者。原因主要是新需求的出现往往需要新技术作为支撑。比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经济形式,受制于技术原因,大规模推行还需要时间。然而,这种发展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将成为一种趋势。而对于一些过度发展的产业,或许恰恰是由于发展方向已经出现转向。比如,我国的加工制造产业曾经一度繁荣发展,这主要得益于我国较低的发展阶段以及丰富廉价的劳动资源。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定位将不再合适,加工制造这一产业的竞争力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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