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分科学习 > 经济学 > 精品文章 > 产业经济  > 

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的范式建构及其转型方略

2016-11-14 10:20:11 《行政论坛》 唐亚林

  继2010年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的通知》(发改地区〔2010〕1243号)、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之后,2016年3月1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18号)。泛长三角、京津冀、泛珠三角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以带动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为主要任务,正式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要内容。这标志以泛长三角、京津冀、泛珠三角为代表的新三大都市圈(与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旧三大都市圈为对照)开始成为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的主战场。

  2015年4月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发改地区〔2015〕738号);2016年2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哈长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国函〔2016〕43号);2016年4月1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原则同意《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国函〔2016〕68号)。由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所规划的我国中西部地区四大国家级核心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开始以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为主要任务,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格局为主要战略,掀开统筹推进当代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篇章。

  由以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的新三大都市圈与以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的四大核心城市群共同构筑的当代中国城市发展新形态,不但昭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一个以世界级、国家级城市群为目标的大都市发展阶段,而且意味以城市治理范式革命、以大都市治理范式建构为目标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主导范式的正式登场,同时还展示呼应国内跨区域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国际跨国(地区)间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两大新型国家发展战略”,以东中西部联动发展带动全国均衡发展的当代中国立体化均衡发展战略新格局、新图景的显现。

  一、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新命题:大都市治理的范式创新

  (一)现代国家建设的内涵

  现代西方民族国家建设的经验表明,民族国家建立的标准主要有三个:建立得到国民高度认同的统一中央权威政府,形成破除一国范围内影响资源自由配置制度壁垒的一体化市场体系,建构具有高度内聚力的同质国民文化。芬纳将这三大标准概括为当代国家的五大特征:“特定地域之上的人口,承认共同的最高统治机构;有专门人员为其服务,其中包括执行决策的文官和必要时对其给予武力支持的武官;得到其他类似国家的承认,承认其对特定因此也是特定地域内的人民采取行动的独立性,即国家‘主权’;一个国家的人口共同组成一种情感化的礼俗社会,这种社会建立在对共同民族性的自觉意识基础之上;这个国家的人口组成一个社区,其成员共同参与责任与义务的分配和共享。”而且这种现代国家的形成,开始于“已知边界的建立,是围绕边界的建立而形成的”[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现代西方福利国家建设的兴起,民族国家建设的内涵相应地扩展,新增一项标准,即不断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良好社会保障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迈进,其基本内涵覆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内容体系;另一方面,在继续保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任务的同时,展开以制度建设为目标导向的国家制度现代化历程,即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提出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从而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目标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根本动力。

  (二)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新动力

  现代城市是一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既开拓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性,提升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又开辟人类居住空间的新形态——一个以区域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为核心、以中小城市为连绵地、以小城镇为连接点的大都市圈或大都市连绵带,在世界的不同区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屹立在世人面前[3]。大都市圈(连绵带)作为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已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由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而大力推动的大都市化进程,一方面在当代中国形成以世界级城市群功能定位的泛长三角、京津冀、泛珠三角新三大都市圈,以及以国家级城市群功能定位的成渝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四大核心城市群;另一方面,推动大都市治理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要内容,大都市治理范式成为统合当代中国国家建设各项主要内容的新型发展平台,并成为推动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主动力。

  (三)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新空间

  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圈,以2.8%的国土面积集聚18%的人口,创造36%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4]。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规划,到2020年,我国总人口将达到14.5亿人,其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这意味占全国常住人口近9亿的民众将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而且,占国内GDP 60%—70%的财富,将由新三大都市圈与四大核心城市群创造。当代中国三大大都市圈与四大核心城市群的涌现,不但开辟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主战场,赢来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新空间,而且昭示由城市化而肇始的大都市治理范式创新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命题。

  二、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登场及其“三新”特征

  (一)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登场

  1.范式内涵及其基本特征

  库恩认为,范式(Paradigm)是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共有理念、规则、技术、价值的集合(定律、理论、应用、实验和仪器),即基于关系模式与理论体系的科学共同体所一起共享的世界观、行为方式与方法论。因为“常规科学”发展到一定时期,不断会产生变异的模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与以往科学知识无法解释的新的主导范式。这种新范式是一种大综合,吸引更多的下一代实践者信奉,并日益抛弃旧的范式,比如由牛顿所掀起的物理光学范式的转换就是最为经典的例子。这种新旧范式的转换,体现科学革命的本质特征,也是科学进步的体现[5]8-15。

  在库恩看来,范式的基本特征有两个:第一,科学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它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第二,它们保持开放性,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凡是共有这两个特征的成就,我此后便称之为‘范式’。”[5]8

  范式既是科学的构成要素,也是自然界的构成要素。对于人类社会所创造的城市治理形态,也具备范式及其范式转换的特征。

  2.大都市治理范式建构的动力机制

  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是一个变传统乡村社会为现代城市社会、变乡村人口为城市人口、变乡村生活方式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自然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历史实践可以用“S”形曲线来表示,即当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为城市化起点,达到20%以上即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到了50%左右则成为城市化国家,在此阶段开始出现市区向郊区扩展的现象,但此后城市化仍将保持一段增长时期,到70%左右开始放慢下来。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要经历发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其基本变化规律为发生阶段变化速度缓慢,发展阶段变化速度加快,成熟阶段变化速度又趋缓慢[6]。

  虽然人类社会城市化的进程一般分为发生、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但是城市兴起的动力机制及其所塑造的城市形态却千差万别。在工业革命前,城市多因商贸、运输、交通自发而兴,一个个缺乏有机联系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孤立城市在世界各地分散兴起,这属于城市发展的孤立阶段。工业革命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崛起,推动大工业城市率先在西欧各主要工业国家出现并急剧增加,并形成以地理区位优势、资源禀赋、交通运输条件、文化特质等为复合特征的大城市聚居形态,这属于城市发展的传统阶段。自20世纪20年代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城市高速发展阶段,出现许多人口超过千万、经济实力显著的特大城市,这属于城市发展的现代阶段。此阶段,因劳动力、资本、物流、信息、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从不断向大中城市高度集聚的状态,转向往大城市周边或者大城市郊区转移的状态,城市形态开始空间结构大分化与大重组的浪潮,形成彼此有机连接的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梯次布局与功能组团的大都市区或者大都市圈。

  与此同时,分割的城市治理体系、碎片化的城市管理权限、单一的政府管理模式,导致传统的城市政府无法有效应对大都市区或大都市圈内公共问题,无法有效提供高效的一体化公共服务,需要从制度安排视角重构大都市区或大都市圈的治理理念、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以满足大都市治理的多样性以及推动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之目标。自此,大都市治理范式正式登场。

  3.当代中国大都市治理范式的内涵

  大都市治理范式是指大都市区或大都市圈不同层级政府、不同治理主体围绕共同的发展目标,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综合而成的共有理念、共有结构、共有机制、共有策略的集合,它包括共有权利、共有设施、共有规则、共有形态、共有绩效以及共有知识体系等六个方面。

  虽然雅各布斯认为“共有”(Togetherness)是规划理论中一个古老的理想,甚至是“令人恶心”的一个词,因为在那些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共享所有,要么什么也不共享”的城市里,常有的结果是什么也“共享”不到,其根本原因是在缺少自然的和普通的公共生活的城市区域里,居民通常会在很大程度上处在互相隔离的状态中[7]。造成这种“共有理想”缺失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作为大都市治理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主体力量——城市居民,往往被置身于大都市治理过程之外,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治理,抑或是城市的各类基础设施的体验设计等,都缺少一个最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即大都市治理主体的共有权利的尊重与设计。因此,大都市治理范式建构的首要之义,不但在于赋予各级城市政府的治理权力,而且在于赋予包括城市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各类治理主体的共有权利,这种共有权利不仅包括基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活等公共生活的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还包括基于增进广大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多样性的居住权、选择权、体验权和融合权等。

分享到:
  • 欢迎,   已有0条评论
最新评论

学习网首页
思想理论
资    政
学习中国
党史党建
企业天地
科学技术
海外风采
综合专题
理论百科
干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