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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之制度建构与完善

2016-11-01 09:39:53 《青少年犯罪问题》 张寒玉 王英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事归责的第一要素,“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是犯罪主体的关键”。①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和对刑事责任能力认识的加深,各国殊途同归,均一致采用了年龄标准。由于刑事责任年龄是判定刑事责任能力有无及大小的要件之一,因而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显得格外重要。一般情况下,年龄的增长与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成抛物线状。年幼的人因生理和心理等各方面均发育不成熟而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辨认和控制能力,各个国家在其刑法中均直接或间接规定,未达到一定年龄的行为人不负刑事责任。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是由各国的地理气候条件、儿童发育情况、教育发展水平及刑事政策等情况所决定的。②由于刑事责任年龄是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要件之一,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是确定刑事责任及其程度的关键,且与刑事诉讼的启动密切相关,因而各国莫不重视刑事责任年龄的确定。我国的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从1979年《刑法》将其规定为14周岁开始,一直存有是否需要降低的争议。近年来,随着校园暴力和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事件的增加,争论越来越激烈,不少人提出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扩大刑罚适用范围,以此惩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但也有不少人反对这一观点。本文从近年来频繁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及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增多而我国现行法律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入手,针对赞成和反对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两种声音,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视角、以未成年人生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进行审视和探讨,以期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些许参考和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应对“熊孩子”?

  (一)校园暴力不断涌现且恶性程度不断加剧

  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2015年间,青少年之间的恶意虐待、霸凌事件接连发生,挑战着社会大众的底线和良知……

  2015年6月21日,浙江庆元县一小学生遭多名初中生暴打。视频时长2分11秒,从中可以清楚看到,一名小男孩脖子和身上被绳索捆着,数名年纪稍大的男生对小男孩拳打脚踢,将点燃的香烟头丢入孩子衣服内,对小男孩进行追打。小男孩被逼到墙角后惊恐大喊,男生再次用烟头烫向小男孩,并互相嬉笑。2015年6月22日晚,一组被称是四川资阳初中女生遭扒光羞辱的照片又开始在网上传播。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三名未成年少女对一女孩施暴,图片中,一少女赤裸上身被三名少女包围。2015年6月22日,一段多名女生围打一名女生的爆料视频被大量转发。视频时长1分28秒,在视频中可以清楚看到,一名蓝色上衣女生跪在地上,数名女生对该女孩拳打脚踢,并将其踹倒在地,之后,多名女生轮番上前扇其巴掌。被打女孩无处可躲,哭泣求饶,多名打人者无动于衷并互相嬉笑……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近来“校园欺凌”事件不时在各地出现,恐怕不能再用“个案”来解释了,而且施暴人年龄有明显低龄化之趋势。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专门针对2015年1到4月发生的见诸媒体报道的40余件校园暴力,进行了调查并出具了报告。⑶而让社会公众更加揪心的是,被欺负的孩子主动讲出来的仅占24.11%,而孩子没有主动说家长无意间发现后追问出来的占到了50.36%。这些数据不禁让我们更加担忧,那些深受其害而不敢告诉家长的校园暴力受害者还有多少?同样,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也曾针对10个省市的5864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调查显示,32.5%的人偶尔被欺负,6.1%的人经常被高年级同学欺负。

  (二)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恶性暴力犯罪令人担忧

  近十年来,不满14周岁的“熊孩子”实施犯罪甚至犯下杀人强奸等恶性案件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2005年10月,宁夏石嘴山发生了一起9名少年活埋一名中学生的恶性案件;2013年11月,重庆一10岁女孩李某对其在小区电梯偶遇的1岁的小男孩进行殴打并将其从电梯抱回25楼家中的阳台栏杆上逗玩,致其从阳台栏杆坠落。2015年10月,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县又发生了一起“未成年人杀死女教师”恶性事件。3名中小学生入室抢劫至小学宿舍楼,持木棒殴打一名52岁女教师,并用布条堵住其嘴巴,终致女教师死亡。⑷这些案件的残忍程度令人发指,但这仅仅是最近十年来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冰山一角;⑸而每一起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恶性案件的出现,都曾引发过关于刑法“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而且越来越激烈。

  (三)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不能有效应对

  面对低龄未成年人校园暴力和恶性暴力刑事案件的增多,公众以及刑事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很多人认为,目前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为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的实际效果并不乐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现实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公众的焦虑无可厚非,因为现实中对这些实施了恶行的未成年人往往既没有给予刑罚处罚,也没有采取其他刑罚替代性措施加以管束。我国《刑法》第17条第1、2款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可见,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分为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阶段,不满14周岁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不管实施何种危害社会行为,均不负刑事责任。虽然《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对于因为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有观点认为该规定有很大弊端,对解决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起不到太大作用。⑹

  第一,未成年人走向犯罪,本身就是家长或者监护人管教失败的结果,“责令父母加以管教”的效果令公众堪忧,因为如果父母能够管教好“熊孩子”,“熊孩子”也就不会有严重不良行为了。

  第二,政府的收容教养措施在劳教制度废止之后也名存实亡了,因为收容教养的执行场所已不复存在,现状是大部分省市基本不再适用收容教养措施,少数仍在适用收容教养措施的省市,也在适用程序及执行场所等方面遭到了“合法性”的严重质疑。

  第三,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35条的规定,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规定的工读教育措施并非强制性的,而是需要“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才可适用。由于工读学校的标签效应及实际所具有的限制人身自由性,除非极为特殊情况,监护人并不会主动申请将孩子送人工读学校。

  综上,针对低龄未成年人校园暴力和恶性暴力事件频发之现状,我国现行《刑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三种措施基本上处于“空转”状态。恰如姚建龙教授所言,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对于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目前实际状况是既不处罚也不教育,而是一放了之;其结果是堕入“养猪困局”,即只能“养肥了再杀”(等低龄未成年人达到了刑事责任年龄,或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可以予以刑罚处罚的程度,才可动用刑罚进行惩罚)。这的确是一个尴尬的状况。

  二、分歧:刑事责任年龄该不该降低?

  面对低龄未成年人严峻的恶性犯罪形势,是否应该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对之进行严惩,理论界和实务界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是否应该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即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从14周岁下降到13周岁或12周岁甚至更低。

  (一)赞成方的主要观点

  1.短时间内遏止青少年犯罪势头的现实需要。早在2013年11月,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路琦就曾指出,在实施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中,14周岁至16周岁年龄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至2013年已突破50%,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有学者认为,应当重视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的趋势,对低龄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矫治不力是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⑺也有学者认为,作为最为严厉的法律规范,刑法本应该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分使得刑法的威慑力受到削弱,这就助长了其犯罪的欲望。这是立法设计上的缺陷。⑻司法实务界也指出,13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现象尤为突出。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次统计显示,青少年恶性刑事案件中,严重危害行为的始发年龄最小为10周岁左右,多集中于13周岁。该年龄段的恶性案件比率正在不断上升,并趋向暴力化、残忍化。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这些问题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解决的,所以需要一个在根本问题解决之前减轻伤痛的东西,在最短的时间内遏止青少年犯罪的势头。在这种观点支持下,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就成为首要考虑。从目前来看,在这个问题上很多坚定支持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主要来自实务界的司法人员。如曾任湖南省株洲市检察院检察官的张继宝认为,当前“13岁犯罪”现象非常突出,一些学生甚至形成“14岁前杀人放火都没事”的错误观念,未成年人恶性暴力案件不断发生,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法律顽疾。张继宝进而提出,“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至13岁,势在必行”。他认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与国际刑法的轻缓化发展趋势并不相悖,本身就是为了惩罚犯罪、防卫社会,如果因为所谓的刑法轻缓化而将一些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无罪化,将会导致刑法虚无的问题。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罚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政策,但过度的宽容难免成为放纵。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固然重要,但万不可眼看着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恶化。陕西省潼关县法院法官吴博撰文强调:防止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频发,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年龄亟待降低,以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功能。河南省检察院公诉一处检察官黄致远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起点十分必要。王威则分别于2012年和2015年在《中国青年报》和《检察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我国社会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未成年人犯罪率急剧上升,犯罪的初始年龄也越来越低,并且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未满14周岁少年实施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并非绝无仅有,继续以14周岁作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或许已经不合适了。

  2.低龄未成年人具备了实施犯罪的行为能力和心智水平。有学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确定,需要考虑到儿童发育状况、本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教育发展水平及刑事政策等。从刑法意义上讲,确定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最主要因素是人的主观意识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即意识和意志因素,而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提高有赖于生理和心理状况的成熟。14周岁刑事责任年龄起点的确定,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儿童发育状况也许是适合的,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儿童营养结构的改善,儿童生理和心理状况的成熟也加快,其辨认和控制能力也有较大的提高。一个已然得到了颇多认同的理由在于,现行刑法于1979年将“不满14周岁”确定为绝对无刑事责任年龄段后,就一直沿用至今。36年过去了,中国社会从经济、文化到家庭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时间也随之提前。有医学测算称,国人的发育年龄较之20多年前已至少提前了2—3年。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应定在10—12岁之间。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已具备一定的作案意识和作案能力,也就具备了一定程度的承担刑事责任的能力,这既与发达国家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相吻合,也与我国其他法律如民法的责任能力规定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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