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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博:从宪制看中国古代税制改革及其启示

2017-08-28 08:56:10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学博

作者简介:张学博,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财税法。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古代税制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史观派和史料派的争论。“史观派的胡汉民、廖仲恺视史实重建为中心任务,史料派的胡适以史料整理为首要工作。前者侧重于井田制经济史的分析,并努力借取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后者着眼于井田制史料沿革的考证,谨守广搜精考、穷源毕流的清儒成法,作为方法之争井田制的辩论,最终对井田制持肯定态度的史观派占了上风。”①“所谓井田制,是指对经过精心整理的良田,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并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犹如一个‘井’字……由领主占有的公田占这个耕作单位全部耕地的九分之一,位居中央。由农奴获得的份地则占九分之八,围绕在公地四周,称为私田。”②根据《左传》以及金景芳生《论井田制度》看出:自进入春秋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原因,井田制由全盛而走向瓦解,这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开始萌芽,并逐渐成长起来。③通常认为,在商鞅废除井田制之后,授田制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铲除一切旧有形式的田界。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商鞅“为田开阡陌、封疆”。旧的田税制是社会生产向前发展的桎梏,商鞅对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商鞅“初为赋”,首先废除的就是井田制残余的助法。史称“废井田之制,毁什一之法”。接着推出了田税制。田税制的突出特征,就是私田之税开始主宰国家经济的乃至政治的命脉,成为国家贫富之所系。④需要注意的是,商鞅实行的授田制并非土地私有制,而是伴随着授田的土地国有制。农民被授予的土地实际上只是土地使用权。《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载有大量授田律文,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自先秦以来普遍授田制的第一个最为详细的法律文本。总体来看,《二年律令》中所反映的土地配置方式,基本属于土地国有制下的国家授田制。大致说来,在国家授田制的总框架下,土地的配置即授受分配有两种基本方式,即始授予与再分配。⑤但近年有学者对战国授田制的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战国时期的授田制就是土地私有制。“‘授田’来源于国有土地,但授予后即归被授予者所有,与‘分田’都属于私有土地……战国土地可以继承、转让和买卖的事实说明,战国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土地私有制,而不是土地国有制。”⑥一直到北魏年间均田制的产生,才宣告新税制的诞生。“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标志着均田制的产生。均田制与拓跋族早期的土地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从‘计口授田’制发展而来,并且还保留了氏族公社土地关系的某些原则……在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基础上产生的。”⑦《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使我们对唐田令有了完整的认识,也使许多长期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得以解决。如由此可确认有唐一代《田令》未做实质性修改;唐律令承认私田合法存在;《唐令·田令》既包括基本原则,也包括十分细致的实施细则。《田令》对各种应授田对象、应授田额等的规定,都很明确具体。⑧唐代前期……封建国家既要给予贵族品官多占有土地的特权,又要保留自耕农民的一小块土地,因而采用了按品级高下(自亲王至庶民)占有不同顷亩的私田管理制度——均田制。⑨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改革。“两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以资产为宗,即按土地、财产的多少确定应纳税额……一律折合成钱币交纳;统一征收时间,两税法规定每年纳税时间分夏、秋两季。⑩“按资纳税”和“以钱为税”是“两税法”不同于“租庸调法”的主要之处。从唐代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安史之乱前,“租庸调制”已难于继续维持下去……而安史之乱后唐代财政重心南移,则将“两税法”的产生与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紧紧地联系了起来。(11)以“两税法”为主体的赋税制度变革,对唐代农民家庭和农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商品性农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迅速发展,商品交换的场地如草市、墟市等也开始向城市转化。(12)“两税法”包含了户税,但相对田亩税来说,它是比较次要的。唐末五代时期,田亩税在两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到了宋代,两税完全是指土地税。(13)中唐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地主土地所有制日益巩固,以后再也不能实行“占田制”与“均田制”。所以中唐以后的赋税制度莫不主要根据土地与助产征税,甚至丁役亦实行“量地征丁”的办法。(14)“两税法”施行后,在庄园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尤以商品交换,表现得更加活跃,手工业生产扩大,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此外,水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对商品交换活动起到促进作用。(15)之后宋代王安石变法,主要在于内政,实施免役法、青苗法和保甲法。尤其是前两个集中于理财。免役法实际上是把差役改为赋税,本来具有进步意义,与“两税法”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在操作过程中实质变成了新增税种,即旧的差役没有废除,又增加了新的役钱。这就变成了变相盘剥百姓来充实财政的事实,为变法失败埋下了源头。(16)经历了唐“两税法”和宋王安石变法,差役制度并非被真正废除,到了明朝仍然是百姓主要的负担。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摇役不均为由,命编造黄册,订立甲制。次年,诏天下府州县编赋役黄册,以110户为里,推丁多者10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管摄一里之。(17)从宋代的免役法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条鞭法变革的最突出之处——赋役全面折纳银两,是这一时期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显然,徭役以及赋税折银必须以农产品的商品化为前提。(18)雍正元年(1723),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丁银摊入田粮之内”。户部议复:“应如所请,于雍正二年为始,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19)第二年又规定:“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20)至此,发起于唐朝“两税法”的人丁税向财产税的改革终于大功告成。人头税终于被取消。纵观这段历史,便可发现税制的演变绝非政治家的主观设计,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势使然。用财政社会学的方法从宪制层面解读中国税制,是一种崭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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