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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后中国思想家

2013-07-08 11:07:41 中国干部学习网 张琳

 

魏源像

 

 

湖南魏源故居

 

    魏源(1794~1857年),清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名远达,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号良图,汉族,湖南邵阳隆回人,道光二年举人,二十五年始成进士,官高邮知州,晚年弃官归隐,潜心佛学,法名承贯。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总结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想。他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他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奖励科学发明。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又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在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责苛重税敛,“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提出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魏源还对生产经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如果废除细商专卖制度允许散商凭票运销,即可大大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这样既可促进食盐销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国家的盐税收入。魏源的这一观点在我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严复像

 

 

严复故居

 

 

严复译著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严复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而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严复历数八股的危害:夫八股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因为中国民之愚智悬殊,自然不能胜过人家。基于这种思想,严复对办学校是积极的。他除亲自总理北洋水师学堂长达二十年外,还帮助别人办过学校,如天津俄文馆、北京通艺学堂等。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此外,严复还很重视妇女教育。他对当时上海径正女学的创办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中国妇女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开始,也是中国妇女自强的开始。他从救亡图存的目的出发,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致至深之根本”。他还主张妇女应和男子一样,在女学堂里既要读书,又要参加社会活动,如果不参加社会活动,创办的女学堂就和封建私塾没什么区别,因而也就无意义了。显然,他是将妇女置于整个社会变革,特别是妇女自身解放的前提下来考虑的,故十分强调参加社会活动对女学堂学生的重要意义,这也是他在妇女教育方面高出一般人之处。
    严复提倡西学,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曾多次将中学与西学作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总之,西学“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古之必敝。”所以他认为就是尧、舜、孔子生在今天的话,也要向西方学习的。要救中国必须学西学和西洋“格致”:“益非西学,洋文无以为耳目,而舍格之事,则仅得其皮毛。”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他认为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要从政治制度上进行改革,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的资产阶段教育方针。
    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在高等学堂阶段,主要学“西学”,至于“中文”,则是“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讲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力。”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引导他们分析,学些专深的知识,如此,让他们有所收益,触类旁通、左右逢源。科学方法问题是严复西学观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曾翻译《穆勒名学》(形式逻辑),并积极进行对“名学”的宣传介绍。他认为归纳和演绎是建立科学的两种重要手段。我国几千年来,“演绎”甚多,“归纳”绝少,这也是中国“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的一个原因。严复更重视归纳法,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纸墨)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

 

 

康有为像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清光绪年间进士,官授工部主事。出身于士宦家庭,乃广东望族,世代为儒,以理学传家。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信奉孔子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是19世纪末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主张变法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他认为赋税政策方面的改革主要是”蠲厘金之害以慰民心,减出口之税以扩商务。他猛烈抨击了厘金税,认为它既不利商,又不利农,也不利于国,必须予以裁撤。他说“内地害商之政,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指出“厘金内之务农工之源,外之损富商之实。既以筹款计,亦徒中饱吏役,而国不受其大益”。他主张通过征收印花税等开辟财源,同时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康有为认为商兴才能国富,统治者必须“保商”,而保商的关键在于轻税。指出“中国向者误于抑末之说……乃惟重租税以困辱之。至于吾商出口之税,重于外商人口之税,此与各国保商之道相反,商务安得不困?”康有为的轻税思想在后期发展为无税论,在《大同书》里他主张“公中更未尝向一人而收赋税,扫万国亘古重征厚敛之苦。”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超越现实的空想。


 

 

1883年孙中山

 

 

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翠亨孙中山故居

 

 

孙中山遗嘱全文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出生在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祖籍东莞县。出生于农民家庭,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蔡元培

 

 

蔡元培书法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
军国民教育
    清末由国外传出,蔡元培认为,他并不是一种理想社会的教育,然而在中国,却是“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主要原因:
(一)从国外环境看来,我国处于“邻强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
(二)就国内情况而言,要打破军人成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的局面,就“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否则无以平均其势力”。可见,蔡元培主张军国民教育,是为了对外实行自卫,对内反对军人的强权统治,这在当时是进步的。
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被蔡元培认为是富国的手段,他认为世界的竞争不仅仅是在武力,尤其是在财力。因此加强科学技术教育,提高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国家富强才能够在世界竞争中生存下来。
公民道德教育
    蔡元培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是仅有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还不够,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榜者,曰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由此可见,蔡元培所提倡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主张用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道德,作为进行道德教育的内容。蔡元培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时,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道德思想,他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道德观念,分别比做中国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义、恕、仁”。毋庸讳言,这种比附是牵强的,然而,他这样做,又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主张广泛吸收国外文化,同时,他又强调,吸收国外文化时“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吸收之”,并且“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此所同化”,他批评有些志行薄弱者,一到国外留学,“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
世界观的教育
    世界观的教育为蔡元培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所首创的,受到康德哲学的影响,它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进行世界观教育就在于培养人对现象世界持超然态度,对实体世界则抱积极进取态度,蔡元培的世界观教育,是建立在把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这个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下,然而,他要求人们遵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不要被束缚于某一学说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打破几千年思想专制统治的解放作用。
美育教育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提倡美育的“唯一的中坚任务”。他认为美育教育是进行世界观教育最重要的途径,使人们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所必经的桥梁。美育教育的重要性源于其特点,从他看来,人从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存在的障碍不外两种意识,一是人我之差别、二是幸福之营求。“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己之痛苦。及其既隧,为过量之要索,循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因此,仕人我之见,泯营求之念便是从现象世界走向实体世界的关键,而美感教育的特性恰恰就在于此,他说在现象世界,人人都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不过这种情感随着人的离合、生死、祸福,利害等现象而改变,但美感教育,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人进入这种境界则“已接触于实体世界观念矣”,后来在《以美育代替宗教说》一文中,他把美感教育这种特性说得更加明确:“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之我见,利己损人之私念,以渐消沮者也。”正因为美育具有陶冶人的感情,使人的道德品质高尚纯洁的特性。因此蔡元培认为:“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蔡元培的美感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受到康德美学思想的影响较深,他反复宣传美感的普遍性和超越性,也显然是超阶级的、超现实的,过分夸大了美感教育的作用,主张在教育人对美感教育“应特别注重”,这些都是正确的。
    以上的五种教育,蔡元培认为尽管各自的作用不同,然而均是“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所必需的,是统一的整体所缺一不可的,同时他又指出,这五种教育并不是平分秋色,没有重点的,而必须以公民道德教育为根本,“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思想,是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心的,德智体美诸者和谐发展的思想,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的。但是,他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把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两部分,又把教育分为隶属于政治于超轶于政治两类,认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实利主义教于隶属于政治,而其他的超轶于政治,这种划分不科学。其次,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现世的幸福,而是为了达到那个“不可名言”,如果“不得不强为之名”则“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的实体世界。此外,他在阐述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等问题时,也存在超阶级、超现实、牵强附会等弊病。
大学教育思想
    在蔡元培整个教育体系中,大学教育思想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这同他重视高等教育密切相关,他认为要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办好高等教育是关键。因此,他说“自己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多参加点意见”。


 

章太炎

 

 

章太炎故居正门

 

 

故居书房

 

    章太炎于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一个末落的书香门第。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幼受祖父及外祖的民族主义熏陶,通过阅读《东华录》、《扬州十日记》等书,不满于满清的异族统治,奠定了贯穿其一生的华夷观念,并在后来与《春秋》的夷狄观以及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观点相结合,形成具有其个人特色的民族主义观。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响,因为变化的历程相当繁复,依其《菿汉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归结。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光绪二十四年)著成《齐物论释》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习朴学、诸子学以及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在因苏报案入狱之后,则改习法相宗,而后思想便以唯识学为尚,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不足比拟,固可谓“转俗成真”。自《齐物论释》著成之后,章太炎因齐物思想的启示,不再仅以唯识为唯一标准,转而认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之学皆有价值,开始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进行重估。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来自四个渊源:一为受乾嘉考证学的影响,讲求客观实证;二为跟随晚清诸子学兴起的潮流,对荀子、庄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扬,尊子贬孔;三为受到严复的影响,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进化论做为理论架构;四为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唯识论,是章氏后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体系中充满个体主义、相对主义的色彩。除了这四大渊源外,顾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学诚、戴震、孙诒让、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也对章太炎具有相当的影响力。认为共和政体不如专制政体,章太炎阐述的,有三层意思:代议制的民主共和政体不能行之于中国;政党与议员勾结,这种共和政体还不如专制政体为宜。结论是建立共和政体只能是不得已之举。认为清朝推翻后,中国还是行君主专制为好。

 

 

梁启超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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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梁启超故居

 

 

梁启超天津故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领袖,学者。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1922年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上

 

 

陈独秀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个人思想
1.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未来世界,将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会主义是很长的历史阶段,根本目标是发展经济,使最大多数人民幸福。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不能马上废除私有制,初期允许多种经济成分,而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
3.肯定“前期”苏俄,否定“后期”苏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制度造成而非个人品质问题;“任何独裁制度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离的”。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绝不能创造社会主义,苏联早已不是社会主义。
4.世界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解放独立。“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胜利属于德、意、日,我们必然沦陷为殖民地”。
5.放弃对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
半个世纪过去,陈独秀上述论断有些被证明是错误的,有些则是卓识远见。国民政府认为他攻击斯大林,有碍联苏抗日,下令禁刊陈的文章。已经排除王明影响的中共中央,托朱蕴山等人游说陈去延安养老,免得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也为陈拒绝,说是“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托派上海中央猛批陈时,托洛茨基多次派人劝陈赴美参加第四国际领导事务。陈表示在祖国危难之际,他哪里也不去。贫病交加,四面受敌,陈独秀依然不遗余力地探索变革之道,期望再造中华。


  

 

梁漱溟早期像

 

 

梁漱溟

 

    梁漱溟(1893—1988)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其学术思想自定位为:“中国儒家、西洋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画之根柢”(《朝话》),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东西文化观上,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们尝到“人生的真味”。断定中国是一个“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的社会,缺乏“阶级的分野”(《中国文化要义》),因此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乡村建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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