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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老照片

2013-02-01 22:02:27 中国干部学习网

 

  从1930年开始,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围剿”由于“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左”倾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5年l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次会议在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图为会议会场。
  会议背景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参会人员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林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

 

这是参加遵义会议的张闻天。

 


这是参加遵义会议的毛泽东。

 


这是参加遵义会议的周恩来。

 


这是参加遵义会议的王稼祥。


  会议经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1935年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人民军队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米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3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会议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责任编辑:李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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