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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高桐:文化的重要作用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关系

2014-08-26 中国正能量

陈高桐:文化的重要作用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关系(上)

陈高桐:文化的重要作用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关系(下)


  节目简介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先导,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一再表明,社会的发展往往首先表现为文化的发展,语言、文学、哲学、风俗的变迁往往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因素在人类进步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全球性的重视。

  文化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形成文化力的呢?价值观又是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的呢?文化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文化是否会因为经济、政治、科技水平、宗教种族而划分等级从而影响社会进步呢?在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的今天,又有哪些价值观是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的呢?哪些是我们不得不摒弃的呢?

  精彩导视(上)

  解说: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很大程度上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关注,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因素在人类进步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全球性的重视

  解说:不论是“鸡与蛋”关系的复杂命题还是“硬币两面性”的哲学思辨似乎都

难以准确阐释文化与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解说:文化在决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同时,体制上的变更又会对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解说:先进与落后、高雅与低俗、科学与愚昧等构成了人们评价文化的常规样态,那么文化究竟有无优劣之分呢?文化又在何种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呢?

  解说:欢迎关注本期《中国正能量》节目,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馆长陈高桐为我们精彩解读“文化的重要作用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关系”。

  精彩导视(下)

  解说:在上一集中我们论述了文化与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肯定了文化在构建体制之间的重要作用,那么文化究竟是不是决定国家制度选择的唯一因素呢?

  解说:体制的根本变革往往有赖于新价值观的建立,那么是否意味着只要有了先进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就可以选择与其相对应的国家制度呢?

  解说:固化于制,对于文化的变革我们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解说:在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的今天,文化与社会体制需要怎样互相适应才能发挥正能量呢?又有哪些价值观是我们迫切需要建立的呢?哪些是我们不得不摒弃的呢?

  解说:欢迎您继续收看《文化的重要作用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关系》第二集。

  视说心语

  NO1、文化力存在是真实的,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种文化力。这种力量的核心,它的发动机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和人类形成的共识的价值观。

  NO2、文化并不是决定国家制度选择的唯一因素,而是若干个重要因素之一。

  NO3、“文化是制度之母”这是对的,而“制度之父”则指文化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明。

  NO4、文化只有进步和阻碍、优秀和落后之称,无高低贵贱,高雅低俗之分。

  NO5、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就构成我们现在的大家的共同意识。

  NO6、我们在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或者我们形成一种新的体制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多数民众的价值判断。

陈高桐:文化的重要作用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关系(全文)

  开场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本期的《中国正能量》节目。关注发展,引领未来。今天我们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演播厅,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的馆长,我国著名的学者陈高桐教授。

  主持人:陈教授您好!

  陈教授:主持人好!

  陈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欢迎您到我们的演播室。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文化的重要的作用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的这样一个话题。我想呢图书馆,不用怀疑,它一定是一个收藏文化的地方。那中共中央党校的这个图书馆,它和其他的一些图书馆比起来,它的特殊性在哪里?

  陈教授: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挺好。因为大家对中央党校一直还认为比较神秘的地方。

  主持人:是。

  陈教授:中央党校图书馆是中央党校的一个直属部门。它的特点和中央党校的性质是相一致的。中共中央党校是我们党培养中高级干部这样一个重要阵地,是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宣传的主要阵地,是我们党中央的思想库。今年正好是中共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最初建校是1933年3月13日。我看了一下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中央党校图书馆和中央党校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中共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我们图书馆也是八十周年。当然这个图书馆,作为图书馆来讲,它有共性。它要储存人类优秀文化的历史,它要把最好的书籍要储藏起来,它要研究这些书籍。这和其他图书馆差别性不大。但是,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我把这几个特点给大家在这儿说一下,第一个,它收藏的马列理论的书籍要多一些。通常来讲叫“红色书库”。第二个特点,它收藏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方面的书比较多一些。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适应领导干部读的一些著作,收藏的要多一些。类似中国国情和地方志,这些呢领导干部大体上在他执政的地方,他要了解和熟悉,这样的东西要多一点。最后有一个特点,可能是其他图书馆都不具备的。就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我们图书馆捐献他自己的著作和藏书要多一点。比如我们现在的藏书里边就有我们党的第一代领袖毛泽东,他捐献的图书,还有他亲笔的签名。比如说有董必武,他当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也有他捐献的图书。还有我们现在的,担任过校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做了一些捐献,这是我们比较珍贵的藏书的地方。

  所以有这些特点,如果把它概括起来的话,总的有两条,一条呢,它具有和其他图书馆类似的性质,第二条呢,它更适合领导干部来学习。

  主持人:我们知道社会的发展通常都是以文化作为先导,比如它的语言、文学、艺术、民俗,这样的变迁会引导社会的一些发展,那么说到这儿,我们就想起了一本书,是一个美国著名的一个学者叫塞缪尔•亨廷顿写的叫。那么这本书比较通俗的阐述了这方面的一些原理,我听说您也是很仔细的阅读和研究了这本书。那么您看了以后,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得呢?

  陈教授:我认为这本书值得推荐。这本书跟亨廷顿过去写的那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不太一样的。其实这是一本论文集,享廷顿和哈里森对这个书作为主要的编译者,是下了功夫的。这本书的核心的东西就是讲它怎么影响人类的进步,怎么影响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怎么影响人类的价值观,所以它一个副标题很有意思,叫“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主持人:对

  陈教授:我就是看中这一条,把文化上升到价值观这个层次,然后推动经济政治发展,推动人类进步。这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理解。

  主持人:您去阅读,您觉得它对当今中国的针对性的意义有没有?

  陈教授:我认为有很大意义,所以说这两位学者,包括这里面的其他的学者,他阐述了一个观点,就是关于人类进步应该建立在人类的共识基础上,就是整个人类都朝这样一个共识努力,他的进步才更健康一些,更快一些。那么这些共识是什么呢?哈里森提的非常通俗。我们把它转变成现在的话,他讲呢人们都要生活的好一点,人人都希望过的有尊严一点。这是每个人,作为人类的一员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如果我们把它划为具体的生活细节看的话,这里面就抽象出来一些东西,比如说对每个人来讲,活着要比死去好。

  主持人:对,活着比死了好。

  陈教授:比如我吃饱了要比忍受饥饿好。

  主持人:健康比得病要好。

  陈教授:我说到教育要比无知好,要比愚蠢好。

  主持人:我们还希望公平比不公平好。

  陈教授:公平正义要比没有公平正义好。

  主持人:对。

  陈教授:这些东西是人类共同的共识和愿望。你可能是有一种文化的民族,文化可能表现形式不太一样, 你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有快有慢,但是丝毫不影响这个民族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想法,我们还要创造条件,怎么样满足人类的这些共同愿望,这样社会就进步了。

  主持人:对。

  陈教授:这就是我认为这个书它具有一点世界性的意义。

  片花解说:关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概念与衡量标准历来争议颇多,但“进步”必须表达人类中大多数普遍的愿望,生活的长寿一些、健康一些、负担轻一点、更满足一点似乎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观点,正如劳伦斯·哈里森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中所提及的那样:

  活比死好。

  健康比疾病好。

  自由比受奴役好。

  富裕比贫穷好。

  教育比无知好。

  正义比非正义好。这些表达人类共同愿望的价值观一起构筑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样态,而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其塑造与培养无疑成为关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的重要课题,那么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如何才能重新集聚价值观正能量以达到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呢?文化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形成文化力的呢?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主持人:我看过一些史料,我国最早的哲学家老子,它就是图书馆馆长。他跟您是一个岗位的,所以跟您简单的这么一交谈,我越来越感觉文化它是有力量的,那么所谓文化力,这个“力”是怎么形成的,形成力以后它是通过什么样一个路径来影响我们社会的变迁呢?

  陈教授: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首先我们得肯定文化是有力量的,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间,文化传承了几千年,甚至更长。没有力量,它就无法穿透这个历史,沿袭到我们今天。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文化力量,不是指单个的文化,平常所讲的饮食文化、健康文化,甚至付诸到每个具体的事情上,比如京剧、越剧,这都是文化。但是这些文化还不足以形成引致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那么这种巨大力量是怎么形成的呢?应该是这种单个分类的、分散的文化集合的过程中间,形成了人类共识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虽然有不同的表述,但是我刚才讲了,它人类有共识的东西,这个价值观对于推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进步,乃至推动我们整个人类的进步,是这种价值观的力量。比如我们讲,民主、自由、平等、法制、和谐、富强,这些不光是西方的语言,而且我们也不能把它错认为这是西方人追求的东西。这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东西。所以党的十八大把这些写进我们党的十八大,作为我们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共识在接轨。而且这个制高点,我们要抢占,这叫核心价值观。那么单单价值观就推动社会进步,它还没有这么巨大的能量。这些价值观还得固化于制度上,比如我人类的价值观形成了,或者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形成了,那它还要通过一种制度把它固化起来,在这个价值观基础上建立的经济、政治制度,它就造成了社会的变革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平时可能察觉不到。

  主持人:对。

  陈教授:但是呢,就像哲学上讲的量变到质变,我们看到的是质变的结果。

  主持人: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栏目的名字《中国正能量》,也就是希望能够传达一种正确的审美、正确的价值观,来促进我们这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这本书,它里边多次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就说“文化是体制之母”,那反过来他又说“政治又影响文化使之免于沉沦”,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疑问,这个文化和政治和顶层的制度设计之间,到底谁影响了谁,它们有没有一个可能统一和谐的一个平衡点呢?

  陈教授:其实这是一个关于文化和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怎么看待的问题,决定政治制度的不仅是文化这样一个因素。比如说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在这个上面,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才能决定这个时候实行什么样的制度。比如说我们农耕文明时期,在我们国家很漫长,有几千年历史。大体上是实行的皇权统治制度,要选一个领袖国家,他当皇帝,然后依靠他的聪明才智和驾驭国家的能力,来让我们这个农业社会和农民得到发展。但是文化它是一个传承的东西,人类文明一开始,它有一些文化通过一些口述的、行为的表现,通过文字的记录,它要一步步传承下来。所以它对一种制度的影响,可能更加久远。但是在文化和生产力同时影响制度的时候,就要看在哪一个阶段,哪一个为主。所以从另一种角度来讲,“文化是制度之母”这是对的,很精彩。但是,这个制度的之父是谁呢?

  主持人:是。

  陈教授:本书没说。

  主持人:对。

  陈教授:我想应该是我们这个文化传承过程中间的,形成的我们各种文明。

  主持人:对,所以世界上有八大文明嘛。这个儒家文明和东正教文明显然两个不同的母亲,它培育了不同的制度和社会民俗。

  陈教授:对。下面就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政治会不会影响文化,会影响的。通俗地讲,母亲生育了子女。子女长大成人了,那子女是成才呢,还是不成才呢。

  主持人:很形象

  陈教授:肯定有影响的,是吧,因为它要履行母亲的在社会的地位,在社会的生活的状况和它的享受不享受到作为母亲的一种尊严。同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形成这样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在全世界,在人类面前有没有尊严,有没有地位,我们这个民族能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在这个地方。所以一个开明的政治,好的政治制度,对文化是促进发展的。黑暗的制度对民族文化是有遏制作用的,甚至扼杀的很厉害。这个从人类整个过程来看,我们都是有历史教训的。

  主持人:嗯,触目惊心。

  陈教授:就像在某种情况下,有些不争气的孩子,可能反过来残害母亲,是一样的。

  片花解说:用“母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作比喻形象地阐释了文化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从来都不是一个自变量,政治制度作为影响文化的主要因素,对文化的发展起着或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制度之母”,不论是文化本身还是其文化传承中间形成的各种文明对于一种社会制度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为其奠定基础更为其发展提供理论先导。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进步的文化呢?文化到底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呢?

  主持人:文化在您看来,它是不是有高低贵贱,上中下这样一个区分,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定它?

  陈教授:文化说好的和坏的,这只是我们通俗的对它一个评价。其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好坏都不可能一概而论。比如我就不太赞成讲文化有一种高贵文化,高雅文化。文化可能有一种雅文化,比如说我们历史上的《阳春白雪》,这个曲子我是没听过,但是肯定很雅,雅到它只有少数人会,少数人听,它就没有流传下来。

  有人说有低俗文化,我也不很赞成,俗文化是有的,民俗的文化,民间的文化,产生于生活中的一些文化,可能不这么高雅,俗是有的,但它不低。它只要为大众所接受,为大众所喜爱,被大众所传承,哪怕是口头传承,它可以叫俗文化,但它不见得低。所以说低,高贵的文化和低俗的文化,我觉得很难这样来判断文化。叫我来看呢,文化只有进步的文化和阻碍进步的文化,只有优秀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

  那么,进步的文化是讲这个文化的力量是推动社会朝正方向走的,那么阻碍社会进步的文化呢,是反方向。比如我们皇权时期,或者孔子提倡过一种文化叫“忠君”。忠君文化对于稳定我们这样一个制度,对于稳定创造我们这个农业社会文明,起到极其大的作用。

  主持人:对。

  陈教授:我们的社会制度稳定了几千年,这是我们比西方要好的地方。但是,忠君思想到今天来看,我们就不能再谈忠君了,假如我们要借用这个忠君的口号的话,也是忠于人民。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是这个国家的君。我们无论职务多高,无论你的工作什么性质,你当大学教授也好,你当环卫工人也好,但是,你做的事情都是为这个国家着想的,为人民服务的,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所以,文化有进步的和非进步的之分,有优秀的和落后的之分。

  主持人:和落后的文化,是。

  陈教授:而不是我们把它分成等级,讲它有高贵的、低贱的,或者是高雅的、低俗的。那个分法,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主持人:我们聊了这么多,确实感到文化对政治制度的这种影响。但是我们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案例,比如说像法国、德国、挪威、土耳其,这些是不同文化的国家,它们建立了相同的政治制度。那么,我们看亚洲的中、日、韩,应该说是相同文化,但是建立了不同的政治制度。您怎么看待?

  陈教授:这是在就世界范围而言,这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比如说,虽然文化渊源相近,文化共识上也很相近,但是各个国家选择的制度不见得一样。那么同样的,文化背景虽然不同,但是当这个社会发展到这样一定程度,这个地区的文化又融合的比较好的时候。它可能形成一种比较上进的制度。世界上统一的,统一性的制度是没有的。我们过去把它简单的分成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还有就是一种殖民主义制度。但这个呢有点过于粗糙了,资本主义只是讲它是一种工业社会产生的一种资本,主宰市场这样一个情况。说它是一种制度,还不好说,所以西方人就认为自己是一种市场经济制度。这跟文化有关系,比如说你刚才举到的有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建立了相同的制度。

  你看一看这些国家的历史,挪威,我是两年前到挪威去的。挪威历史曾经被瑞典统治过,丹麦统治过,但是我觉得对它影响最大的还是二战期间德国统治那段时期。它觉得这样一种外来的东西,可能对他们的经济发展,可能更有作用,所以它在保持着这种皇帝的同时,或者国王的同时,它要把产生这种议院制度,把国家的管理权交给那些精英来管理。那么你刚才谈到的中、日、韩,中日韩它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就是韩国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我们唐代,他们引进过去或者我们输送过去的,那么这个文化对我们民族来讲,是植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但从对于日韩来讲,舶来品是从我们这里引进的,改造成为他们的本民族的文化。那么到了近代,所谓帝国主义在扩张的时候,日韩又接受了美国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混合体造成什么呢?他们选择的政治制度是个舶来品。那就是说它认为美欧这个文化更适合建立社会制度,那么呢,但它又不愿意放弃我们传承过来的中国文化,而且它民间也无法放弃,所以我们就看到两种情况。日本人、韩国人强烈的要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但是他的选择的制度,就是选择那种比较民主、开放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

  主持人:对。

  陈教授:同时我在想我们在探索这个现象的时候,为什么相同的文化背景反而选择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背景选择同一制度呢?就又回到刚才我讲的文化并不是决定这个国家制度选择的唯一因素,而是若干个重要因素之一。比如要考虑到经济的因素,考虑到国家这个阶段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的选择。考虑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传统 ,比如像挪威、丹麦、英国,它对皇室具有一种全民性的尊敬,它愿意保留这种制度,但是它的骨子里头,走的是自由经济,那是工业文明带来的,选择的是市场经济。所以这种文化呢,在它的共生、共存过程中间并不矛盾。

  片花解说:在影响制度选择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无疑是不能绕开和回避的。从中外历史发展看,制度与文化是胶着在一起的,两者关系也曾一度被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这种源远流长渗透到民族血脉中的集体记忆以其独有的韧性,即便是在刚性的制度变革之后还会长期存在,于是造成了同一种制度机制在不同国家实践中的表现各异,那么文化究竟是不是决定国家制度选择的唯一因素呢?按照上文所讲,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主持人:习总书记在莫斯科的讲演中提到一句话,他是说这个鞋合适不合适,只有穿了才知道。那么我们选择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人民最有发言权,他把人民提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高度,人民和文化价值观的关系,乃至和政治制度的关系,这句话的深刻性,我们怎么去体会它?

  陈教授:这个要从国家的起源和国家的职能来说起,那么在远古时代,是没有国家的。大家只是推举个首领来管理部落事务,他也没有多大权力,尧和舜作为圣德之君,表现在哪个地方呢?就是我把皇位就让给你了,尧让给舜了,舜让给禹了,这里边有德的因素,比如他们走的道德君子,他才愿意做这个事情,但同时呢没有多大利益,没有太多的权力。尧和舜在那个时代一样得和大家一样下田耕地,得要插秧,得要收割。他得把自己的多余的精力和干劲拿出来管理共同事务,所以那个职位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不是特别吸引人的。随着国家的演变,公务事物越来越多,那么国家的权力就越来越大,追逐国家的权力和构建什么样的制度,就成为人民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就现在而言,我们也在想,选择一个是人民愿意支持的这样一个国家制度,它就得给人民带来保障,你说让我爱这个国家,拥护这个制度,那我就要问一下,这个国家和这个制度能给我带来什么,能保证我的什么?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而且这个权力一定要给人民。

  主持人:给人民。

  陈教授:当权者要有这个意识,你不给也不行,你不给人民就推翻你,造成另一个制度

  主持人:是。

  陈教授:如果你这个国家的制度只会盘剥人民,只会给人民带来一种不安全感、不信任感,这个国家的风气在日益败坏的时候,要不你这个民族灭亡,要不这个民族觉醒起来,把这个制度重新换一个。

  主持人:对。

  陈教授:所以说呢,习总书记在这里边表达了一个就是非常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力,尊重人民群众的力量。

  主持人:对。所以你看前不久在央视推出了一个六集的大型纪录片《习仲勋》,那么这个纪录片最后一集,最后两句解说词,我记得很清楚,就叫做“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陈教授:就是人民不仅是我的父母,是我的主人,我要干事要看他满意不满意,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要看他高兴不高兴。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群众的意识价值判断还没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个社会只有少数精英到了,他想构建的一个制度可能更美好,可能是若干年以后,也可能我们要走的那条路子,但是今天不行。

  主持人:对

  陈教授:少数精英也得服从人民群众当下的价值判断。

  主持人:是的,是的。您看现在中国的社会发展,包括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关键期,就是机遇形势非常好,但是挑战十分严峻,我们就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一个多元文化,是这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他说多元,但是您认为,当今中国为了保证我们的改革顺利的深化,我们的社会进一步的繁荣,我们迫在眉睫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

  陈教授:多元文化的存在是必然的。因为现代文明它触及到各个角落,人民接受的教育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大家要是我想出国留学好像是遥不可及的事情。现在出国留学已经是非常简单的事情,而且不仅出国留学,国外的人也到我们这儿留学。奥巴马就是推行了一个方案,他要在他任期内把10万美国青年送到中国来留学,来学习中国文化。那么多元文化保持自己的个体的特性,又在这个推动人类心目中间具有一定的共识和融合性,是目前我们讲的,多元文化存在的必要性。

  那在这里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没落的,或者我们讲腐朽的一些文化,它自然就没落了,湮灭了。但是这里面我们要把握的是,就是当我们把文化固化到一种制度的时候,一定要是一种普遍的,这个民族能够接受的共同的价值判断或者叫核心价值观。固化的制度不这样的话,你这个制度命长不了,比如说,我们选择经济发展方式的时候,要科学发展,要在我们工业发展的同时,注重人文环境这种保护。如果这个一旦形成共识,我们经济的考核就开始变了,对干部考核就不能GDP了,那么经济的考核制度变了,经济的评价制度变了,那么经济的体制也开始变了。如果大家没有这个共识,大家觉得现在我还是吃饱还是个最重要的事情,还得给我拼命要发展,他顾及环境干什么?那这时候你要建立一种保护环境的制度就很难建立起来了。所以呢,我们在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或者我们形成一种新的体制的时候,一定要重视多数民众的价值判断。

  主持人:是。

  陈教授:这种价值判断不是要抹杀多元文化,也不是抹杀文化的个性,而是从这些里边,形成的共识里边来推动整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片花解说: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深入发展,多元文化的孕育、生长和碰撞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经历着一个与日俱新而又痛苦嬗变的过程。不可否认,多元文化在挑战人们道德价值和谐一致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繁荣与发展 ,在现代文明迅速席卷全球的今天,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价值共识及其规则之间的相互适应与合作,更是支撑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那么如何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公民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呢?把文化固化于制,让制度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已然成为社会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主持人:对,看来您对多元文化价值判断的存在是持正视,甚至宽容的一种态度,但是有没有一些文化价值判断是我们旗帜鲜明,就毫不犹豫应该摒弃和回避的,有没有?

  陈教授:就人类达成共识的价值判断而言,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不接受,没有必要去判断好坏,或者是推翻哪个,不要推翻哪个。但是我刚才讲的价值观它固化到一种制度,通过这个制度来爆发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的力量。这个制度就不见得是统一的了。

  主持人:对。

  陈教授:比如说苏州的丝绸,非常漂亮,手工的。我可以把它做成丝巾,也可以把它做成上衣,也可以把它做成旗袍,但是无论做成什么,只要穿在这个女人身上,或者披在这个女人肩上,它是得体的,它是合身的,它就是个好东西。

  主持人:对。

  陈教授:所以我一说呢,固化的这个制度的形式可以是不同的,但是它体现的这个价值观的核心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美国人提了个自由,他选择了一个三权分立的一个制度,我们也非要,为了体现自由的价值判断选择一个三权分立的制度,那不见得。在民族文化久远发展的过程中间,在这个文化沉淀过程中间,我们探讨的道路可能比他们更好。就文化的传承性和历史性而言,我们是优越于美国的,比美国优越,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文化自信。

  主持人:对。我们现在的选择不见得就比美国差,也可能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是最适合我们这个时代发展的。

  主持人:对。

  陈教授:由此由文化自信我们就产生了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那么我们选择了道路,我们这个30年的改革历史证明,我们的道路是对的。我们从一个在世界上大家认为比较落后的这样一个国家,上升到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道路不对,能走到这个程度吗?所以这就要产生我们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就构成我们现在的大家的共同意识。

  主持人:对。

  主持人:所以这个非黑即白的这个二元论,应该说是过去我们思想上的一个痼疾。我觉得刚刚您说到了几个自信,文化自信还是先导,当然我觉得文化自信不意味着我们需要排弃或者要抵触任何外来的、舶来的多元的文化。

  主持人: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关于文化价值观和这个社会制度的建立,顶层设计之间的一个关系互动的问题,可以说您谈的是高屋建瓴在理论上,同时也举了很多很鲜活的源于生活的实例,又显得很接地气,所以最后呢,我想请您对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谈话,做一个概括总结,希望能够听到您真知灼见的一些观点。

  陈教授:讲两点,一点是文化是有力量的。文化力存在是真实的,我们千万不要忽视这种文化力。那么这种力量的核心,它的发动机在哪儿呢?在我们这个民族和人类形成的共识的价值观。第二点,文化力的爆发点,就是我要形成一种持续的力,构建与这种共同价值观相应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法律政治、经济制度。通过制度来固化这种价值观的力量,那么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制度的构建和我们文化的这个价值观共同的判断把它游离开来,而是要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按照这样共同的价值观来构建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反过来就会促进文化的再生和新生,共同完全成长。所以这是我今天主持人和你,和大家交流,我觉得有两点应该提出来,说清楚的。

  主持人:好,特别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儿来访问您,也非常感谢您到我们这个栏目来谈论这样一期有价值的话题。像我们这个《中国正能量》的节目呢,我们提出的叫“关注发展,引领未来”,我想关于发展和未来的话题,无穷无尽,所以特别希望您再来这里,我们再进行非常精彩的这种访谈,希望看到您更加独特的观点,谢谢您!

  陈教授: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好。

  陈教授:谢谢大家!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关注发展,引领未来”这期的《中国正能量》就是这样,希望各位观众今后能够继续关注《中国正能量》的每一期节目的话题,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加多样的方式,听到您对我们话题的观点,我是主持人仲达文,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责任编辑:何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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